文 | 懒残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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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实践哲学的逻辑建构、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分析，都指向一种革命的策略，即通过霸权的建构获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空间。霸权这个概念，在葛兰西那里具有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意义。这个概念反映的不只是一种力量上的支配关系，更内含着集体意志与文化道德的认同关系，这种集体意识与文化认同关系在深层上构成了能动的政治行动的动力。葛兰西的这一思想，对于打破第二国际中的经济决定论及先验主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七章
托马斯·诺麦契在讨论到霸权概念时指出，对这个概念的关注必须同“葛兰西更为独特的哲学思考联系起来”。葛兰西看到了意识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在进入到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除了一种经济政策意义上的功能之外，还通过一种意识领域的物化，达到了一种操控的效果。另外，技术在生产中作用的凸显，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使得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所理解的一种线性决定论的关系。
实际上，恩格斯晚年已经意识到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晚年恩格斯的说明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强调经济的根本性作用，是为了走出唯心史观，这具有矫枉过正的意义，这是一种策略的需要；第二，必须意识到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第三，必须意识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恩格斯的这个说明，不仅是纯粹学理性的，而且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新审视。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生产，经济生活上就有三个重要转变：一是金融资本在生产中起着越来越主导的作用，这增加了资本集中和危机防范的功能；二是在生产过程中组织化越来越强，特别是托拉斯与辛迪加的产生，生产的计划性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两个重要变化的后果是导致了国家对资本市场的干预增强，无产阶级的构成及其意识发生了变化，或者说随着传统无产阶级贫困化得到相对缓解之后，无产阶级越来越被组织化到资本逻辑之中，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讨论中，结合对福特主义的分析，葛兰西已经意识到在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与市民社会已经构成了一个整体，虽然市民社会构成了最后的堡垒，但国家的政治与文化干预的作用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用哈贝马斯后来的说法，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保证。在这样的理论与现实视野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线性思路已经不再能面对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必须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总体性关系中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规定性。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葛兰西在承认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互文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葛兰西将此概括为两个方法论原则：1.任何一个社会在解决任务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尚不存在或者至少还没有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是决不会给自己提出这些任务的；2.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内部关系所蕴含的一切生活形式得到充分实现以前是决不会解体的，也决不会被取代。一是经济基础中的有机运动层面，一是经济基础中的偶发运动层面，前者指社会历史中较为经常起作用的运动，后者指社会历史中突如其来的运动，两者都构成了分析社会运动的重要条件。
对于分析社会历史运动来说，重要的是找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为了进一步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导致的力量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复杂联系，葛兰西将这种联系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基础紧密联系着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第二，是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第三，是军事力量的对比。经济危机在这里并不是历史危机直接的和唯一的原因，如果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形势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和军事力量对比关系，资本主义就不会灭亡。
造成历史转变的情境在于将这些力量因素接合为一个整体，将经济层面的力量对比关系过渡到政治层面和军事层面中去，才能真正地解决由危机导致的问题。在这个总体化过程中，人的实践和意志就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促使力量转变的过程中，“应该”构成了重要的意识促动力。在这里，葛兰西提出了一种乌托邦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问题。这种乌托邦并不是置于现实之外的乌托邦，它描述了现实的不完满性，正是现实的这种欠缺，使乌托邦就发生于现实之中。但这种乌托邦需要革命意识去发现、去建构。
对意识促动性的强调，使葛兰西非常关注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这甚至可以说构成了葛兰西实践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葛兰西的这一思考，也体现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觉把握。在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作用在进一步增强，但这种干预并不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完成的，正如韦伯所揭示的，在深层上恰恰是通过一种论证自身的合法性、并将这种合法性付诸于日常生活实践的方式完成的，卢卡奇关于物化意识的讨论，揭示的正是在日常生活层面合法性意识的构建问题。
列宁就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战斗功能。他指出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滞后性，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也比较滞后，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外面加以灌输，以便为无产阶级的斗争确定方向。意识形态何以具有如此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抽象出一个目的，作为政治活动的目标，由于这个目标是缩写过的，因此需要我们来填补它，这就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容器，正是这个容器使意识形态可以成为一种建构性的力量，能够将人们的希望与理想一网打尽。
同时，意识形态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政治论说，即以与政治活动相联系的特殊词汇，理解政治形势，维护或推荐一种对它的回应。“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就是一个解释政治形势和以某种方式思考想要和不想要东西的要求，一个考虑政治决定和行动的某些结果比别的结果更重要的要求。”这使意识形态具有论证政治合法性的职能。在列宁的基础上，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意识形态与强加的意识形态，前者是一个结构所必须的，而后者则是具有个人性、任意性。
在历史性的框架下，一切都是意识形态。葛兰西将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划分为两个重要层面：一是作为常识层面的世界观，一是作为思想体系层面的世界观。前者构成了大众实践的非反思意识，葛兰西称之为“自发哲学”，这种意识既作为日常实践的文化背景，也与日常实践融为一体，这是非反思的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是对常识世界观的批判，使之成为融贯一致的统一体，并把它提升到思想的最高层面，哲学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表现。
葛兰西认为将“自发哲学”提升到自觉的哲学层面，这是非常必要的，这将克服常识中的兽性，使常识中健康的东西发挥出来，使之与观念体系相一致，达到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性。这个区分就将意识形态从思想体系层面推广到了社会心理及非反思的意识层面，这就使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变成了两个层面的意识获得统一性问题，而强调常识与自觉理论的结合，这既是对理论与实践统一这一命题的进一步讨论，也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大众结合的问题，这构成了葛兰西霸权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这一总体观念下，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具有创造性的论述。第一，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造就一种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人。人并不是一个先在的、无法改变的存在，而是在特定的历史实践过程中，通过对实践过程的自觉意识，实现自我提升。
第二，意识形态通过知识起着权力支配的作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发挥着权力支配的功能，但这种支配功能是通过人们自觉认同的方式实现的，这是现代国家进入到市民社会领域中发生作用的重要方式之一。
第三，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特征。实际上像学校、教堂、研究所等机构，就是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载体。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物质性问题的论述，结合当时的情境，提出了革命必须掌握这些意识形态的特质机构问题，这一部分，后来被阿尔都塞称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正是通过这些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展开了反对教会的斗争，剥夺了封建等级的意识形态功能，并通过意识形态物质机器中立化的方式，掩盖了统治关系，获得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
第八章
在葛兰西思想的当代效应中，霸权理论最为人们关注。在葛兰西那里，霸权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它既指经济上的霸权，更指政治与文化上的霸权，而在其内在逻辑建构上，又强调对代表中心的多集团意志的整合，具有总体化的意味。在这多重维度中，只是强调霸权的某一个方面，对于理解葛兰西来说，都是不够的。
葛兰西的霸权理念既来自列宁，也来自于马基雅维利。在列宁那里，“霸权”这个词在直接意义上主要指“领导权”。而马基雅维利的领导权思想主要体现在通过“教化”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力量”。
但霸权概念在葛兰西思想中本身却有着总体性的意蕴，即霸权概念是对政治、经济、文化领导权的总体性建构。在具体的思路建构上，葛兰西一开始关注的是霸权理论的经济生活层面，并将经济生活中的霸权提升为政治意义上的霸权，结合意大利文化与政治运动史的分析，文化——
道德意义上的霸权概念成为葛兰西的主要思考对象，但即使是在后一意义上讨论霸权理论时，经济与政治构成了文化霸权理论的基础，这样的一体化过程，既是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实践哲学内在逻辑的规定。
在葛兰西的文本中，霸权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关于南方问题》中，它与葛兰西关于《新秩序》周刊时期都灵共产党人工作思路的总结联系在一起。“都灵共产党人具体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霸权”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当无产阶级成为统治与支配阶级时，它必须能成功地建立一个能动员劳动群众的大多数去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联盟制度。这就是说，无产产级在意大利现存的现实阶级关系中要成功地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
在都灵时期，针对意大利的现实历史语境，葛兰西已经意识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必须建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联合农民的阶级联盟。在《周刊的纲领》一文中，葛兰西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即工业生产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由个别资本家控制转向了通过以银行为控制者，以工业官僚为中介的管理方式，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关系来看，这正是无产阶级通过熟悉劳动过程而获得霸权的时刻。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成为生产过程中的领导者。
于是，葛兰西将自己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对工厂委员会组织工作上，这是想在经济层面建构无产阶级的霸权。同时，经济意义上的霸权理论，不只出现于葛兰西的早期思想中，而且也出现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
强调霸权的经济意义，并不是要陷入到经济主义或工联主义之中，如果在《新秩序》周刊中葛兰西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对经济主义的大量批判，就将自己所强调的经济意义上的霸权与工联主义及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区别开来。
葛兰西指出：“经济主义对政治和知识分子的意志、行动和创造方面的表现所抱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很奇怪的，——仿佛这些表现并不是经济必然性的有机产物，而且也不是经济的最有影响的表现似的。
因此，一旦具体提到霸权问题，就把它说成是某些集团在寻求霸权，这样的看法是不恰当的。毫无疑问，对各个未来的被领导集团的利益和倾向必须予以考虑，必须达到某种妥协以求得平衡，——换句话说，领导集团要做出经济团体性质的牺牲，这些固然都是霸权问题所包含的前提，但同样无可置疑的是，这些牺牲和妥协决不可触动根本。要知道，霸权虽然是伦理—政治的，但也必然是经济的，它的基础必定是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核心决策方面所起的决定性职能。”
可以说，经济构成了论述霸权理论的地平线，否定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经济意义，就无法真正地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从哲学思辨中解脱出来。当然如果仅将霸权定位在经济领域，就像第二国际的理论所做的那样，又会陷入一种宿命论之中，因为在现实的霸权力量对比关系中，经济虽然构成了地平线，但在分析运动的力量对比时，“最终不能不归结为领导权和伦理一政治关系问题。”对于葛兰西来说，霸权概念更多指的是文化领导权，是与政治支配相对应意义上的领导权。
这个意义上的霸权概念是《狱中札记》中讨论的重要主题。“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层面”: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这是“私人”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面一方面相当于支配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支配”或管辖职能。
这些职能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在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这一理解中，行使霸权的主体机构不再是国家权力机关，而是市民社会中的组织机构，如学校、工会、社团组织、政党等等。
这一部分机构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比起国家机关来说，更能民主地将市民社会中的人结合起来。在这个论述中，葛兰西实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结合。在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论述中，就非常强调来自于市民社会本身的机构如同业公会等的“伦理”作用，这是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的重要途径，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构成了最后的决定者。而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国家理论的批判，强调市民社会的“先行性”。这才有葛兰西从市民社会基础上强调霸权的重要作用，强调这些市民社会的机构的教育意义。
葛兰西对统治方式进行区分：一种是强制性，即国家作为镇压的机器；另一种是说服式的，国家的权力获得了人们的自觉认同，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统治方式。在说服式的统治中，又存在着政治霸权与文化(道德)霸权的区分，前者提供着政治合法性，后者提供着文化合法性，使得作为自由的个人能够进入一种共同意志，而不是作为纯粹私人性的个体进入相互冲突状态。在霸权的作用下，个人能够统治自己，但不是作为自治的个体进入到政治社会的冲突中，而是成为正常连续物，成为政治的有机的组成成分。
国家生活必须成为自觉的，成为个体主体自觉认同的东西，正是霸权的这种心理学维度，构成了中产阶级稳定的物质生活的基础。因此，在统治的意义上，霸权具有三种组成方式：一是绝对的支配状态，这是通过国家及其组织机器实现的，也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第二是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这种合法性不只是强制统治的问题，涉及意识形态的建构问题；这两个层面的霸权涉及的都是政治关系领域。
第三是文化(道德)合法性建构问题，霸权只有渗透到这个层次时，才能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遵从着统治者的支配逻辑。葛兰西认为，作为统治者而言，这三种意义上的霸权都不可缺少，特别是文化霸权，非常重要。
霸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组织强制使用政治国家机器来维持现状的方式，也助于我们理解政治社会，特别是市民社会，以及其从教育、宗教、家庭到日常生活实践的微观结构，如何有助于意义和价值的生产，而这种意义和价值生产、指向并维持着各阶层“自发”认同这个现状。
正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为人民而写的一样，葛兰西虽然在一般统治意义的层面上讨论霸权的形式，但其根本的理论指向是处于底层的无产阶级如何获得霸权问题，由于还没有获得统治的物质性力量，这时获得文化与道德意义上的霸权，以此促进统治权的获得，对于下层阶级来说就变得至关重要。葛兰西认为，对于下层集团来说，要获得领导权，主要体现为三个环节：第一，在受到强大外在束缚的时候，必须战胜外部的敌人，获得相对自治的权力，这是与外部敌人的斗争策略。
第二，“如果说没有任何类型的国家能够避免经历一个经济团体的原始主义阶段，那么就可以断定：缔造这种新型国家的新社会集团的政治霸权的主要内容是经济秩序，即涉及到基础的重新组织以及人和经济世界或生产领域之间的现实关系的重新组织。
”即经济上的重组对于缔造新型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特别是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工具与人的结合，对于获得经济霸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葛兰西认为，这种一体化有助于造就“总体的人”，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提高生产效率。
第三，要获得各个历史阶层和历史集团的支持，从而获得统一的集体意志与政治、文化(道德)的自觉。这个环节就是获得来自于积极或消极地帮助它们的集团的支持。
这些条件是霸权理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主要内容的实现。如何获得各种集团的支持，对于下层集团来说，主要体现为文化道德以及政治意识领域中的认同问题，葛兰西将这个问题划分为两个层次：即集体意志与哲学自觉，鉴于哲学这个概念在葛兰西那里意指对政治、经济与道德伦理等一致性的自觉意识，简称文化(与道德)自觉。
在集体意志的讨论中，葛兰西预设了一个哲学前提，即每个人都具有自由行动的意志，这种自由行动的意志之间虽然有着重要的差别，但它们之间又具有共同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共通感。葛兰西认为，哲学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自发哲学层面，这是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具有的哲学意识，即共通感，也可称为世界观，它包含在信仰、迷信、意见、看待事物的方式和行动方式的整个体系里，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哲学家。但这种意识总是受到日常生活的制约，它们是偶发的、非系统的、甚至是内在矛盾的。
如果仅从这种意识出发，人们很少能超越他现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很难超越他的生存环境。哲学的第二层面恰恰是对这种无意识世界观的批判，使它“成为一个融贯一致的统一体，并把它提升到世界上最高层次的思想水平。它也意味着对一切以往哲学的批判，因为它们在大众哲学中留下了层层积淀。”因此，哲学活动就不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一致的概念的研究，首先要把它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对共通感进行批判提升，就是要达到对社会生活的自觉。
在这里，知识分子与政党的作用呈现出来了。如果哲学的批判恰恰是对共通感的批判，那么仅靠以共通感为精神核心的普遍人是无法完成深层的哲学思考的，加之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都从属于某一经济政治团体，他们的意识往往是“经济的—团体的”意识，并不能够具有完全的“历史自主性”，因此从事哲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就非常重要。而知识分子只有在政党的组织下，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因此建立政党构成了文化领导权自觉意识建构中的重要环节。
第九章
葛兰西对霸权概念的讨论，与知识分子的讨论联系在一起，没有知识分子集团，就不可能建立霸权关系，这使得知识分子的讨论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俄文。
在19世纪早中期，一批受到西方教育影响的俄国人，吸收了西方最先进的文化和历史经验，“但没有丧失其自身民族最根本的特征，即没有断绝与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和历史联系”。在回到家乡之后，他们对俄国现实有着强烈的距离感和反叛意识，以一种启蒙理性的精神来批判现实社会。
在马克思的思考中，存在着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运动关系的内在张力。《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作用在于推动无产阶级运动并使他们了解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知识精英的领导，无产阶级运动是无法真正地实现的。到葛兰西时代，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思考直接体现为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即以索列尔为代表的工团主义思路，反对知识精英的领导作用，强调工人阶级斗争的主动性；与此相对立的便是列宁的先锋队思想，强调知识精英组成的政党所起的领导作用。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在面对知识分子时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一种逻辑的整合，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中讨论知识分子的霸权的建构问题，也就是说建构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辩证法，形成知识分子/大众集团。
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产生可以看出，一提到知识分子，总会形成这样一种意象，即知识分子是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人，他们以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为业，超越于社会利益之争，是社会的“立法者”。当葛兰西提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时，首先针对的就是知识分子具有独立自主性这一假象。
他认为，知识并不是对外界的纯客观反映，知识体现了人们对外部世界加以改造的意图和热情，因此知识总是与行动联系在一起，这种行动总是有立场的，即使是号称具有“价值中立”的科学，也是如此。葛兰西的这一理解，打破了知识分子所谓的“知识”具有无上权威、超然于现实之上的信仰，知识只是人面对外部世界的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当政治权威消解，新的社会结构需要新的政治和道德合法性时，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活动，就构成了现代社会合法性的证明。
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自治而独立的社会集团，在其知识生产与传播背后，有其特定的经济基础与政治职能，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知识分子范畴有着不同的含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区别。葛兰西的传统知识分子指的是前工业社会的知识分子，主要由文人、哲学家、教士、艺术家、新闻记者等构成。在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知识分子通过与资产阶级相结合，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主要指的是，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权威为基础的知识分子转向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以知识的合理性为依托，反对权威，这种价值取向与现代经济生活的取向相一致，并渗透到现代经济生活中，其知识与现代经济生活相一致。在葛兰西的界定中，知识分子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即他所说的知识分子不仅指以读书、写作、传播文化的人文学者，而且也指经济生活中的企业家和劳动中的技术工作人员，如果再扩大一点，任何人都是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不再停留于言辞上的侃侃而谈，而是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劝说者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通过自己的批判性话语，使知识分子与肌肉一神经劳动之间的关系趋于平衡，通过对“共通感”的批判，形成新的完整的世界观，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改造世界。知识分子的这一作用同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主要是通过霸权的作用实现的。在葛兰西看来，对知识分子的传统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错误，即将知识分子与作为强制和暴力的国家联系起来，这既是对国家概念的误解，也是对知识分子职能的误解。
在葛兰西看来，正是美国的福特主义，才为无产阶级霸权的建构打下了真正的基础。葛兰西认为：现代社会的分工与技术在生产中的普遍化，才能为新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兴起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随着工人劳动分工的细化和技术与生产过程的直接接合，工人通过生产过程学会了过去知识分子才能掌握的东西，这加深了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对于打破传统知识分子在知识文化方面的垄断作用至关重要。
其次，生产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化，使得工人得到了纪律的训练，并通过相互的合作形成了较为统一的集体意志，才能形成“总体的人”。这种一致性的集体意志的形成，就使得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伦理、政治观念衰落下去，在一消一长的过程，文化与政治霸权的斗争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但这种霸权的争夺，就必须要在社会生产的过程层面完成，但这个过程本身已经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含义。“在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做到的人人都识字...‘受了训练而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知识分子要成功地建构霸权关系，知识分子与其所体现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必须达到有机性的统一，这种有机的统一就在于，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获得了普遍的同意，知识分子作为代表者，体现的是普遍的利益，从而获得大众的认同，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最终要跳出专家意识形态，将大众的共同意志聚集起来，使之投向更高的目标。这要求知识分子必须成为群众的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性一样的统一的时候，才能保证形成人民的“历史自主性”。
知识分子的这种伦理实践和政治实践，为提高大众意识，使之达到更高的意识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在葛兰西看来，从知识分子自身来看，要实现霸权的职能，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之间的联合，但必须以有机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有机的”和“民族的”，而不是“分散的”和“国际化的”；第三，知识分子必须有能力在政治与市民社会中扮演领导角色。随着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立法者”地位的解构，边缘人的批判主体地位得以呈现出来，但这些边缘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地在总体上批判整体化的现代社会，这是一个问题。
